杨祖陶先生
珞珈山上一棵树
——记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杨祖陶
整理者：胡宗超
环顾今日之珞珈山，山上郁郁葱葱，四季常青，昔日之荒芜早已不见了踪影。山上的树是由一代代学者亲手植下的，但他们不仅植下了扎根于珞珈山上的实在之树，他们自己也活成了树，伫立于珞珈山这片天地，默默散播着无尽的绿意。杨祖陶先生应是这其中的一棵。
一、受命植根珞珈山
杨祖陶于1927年出生在四川达县的一个“读书人家”，其父杨叔咸为前清秀才，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当地与兄长创办“商务印书馆经销部”，其大伯杨伯钦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师范大学，是知名的教育家。杨祖陶十岁之时被父母送往成都大伯家求学，以便获得更良好的教育。1942年，十五岁的杨祖陶考入当地最负盛名的石室中学就读高中。在这所中学里，有关叔本华、尼采意志哲学的书籍震撼了杨祖陶年轻的心灵，他由此也满怀着涌动的热情走上了哲学这条冷僻的小径。
1945年杨祖陶放弃了已经放榜录取自己的华西大学哲学系，毅然选择了张榜在后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在自己的学术小传中，杨祖陶曾这样描述前往西南联大的情形：“我踏上征途，直指南疆，奔向春城”，可见其内心对西南联大的坚定和向往。到西南联大时，首先映入杨祖陶眼中的是“没有多少树木的近乎荒凉的联大校园”，就这一点上，这与树木繁茂，风景如画的华西大学相去甚远，但这并没有让杨祖陶的内心产生任何波澜，因为他所看重的是校园之中的另外一种“树”——那些堪称国之栋梁的名师。正是在诸如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黑格尔哲学大师贺麟，我国最早对康德作精深研究的专家郑昕，学贯中西印的哲学大师汤用彤这样的名师带领下，杨祖陶寻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志趣，决定在西方理性哲学的方向上干下去，而这一干就是实实在在的一辈子。1950年杨祖陶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6年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回原址复校，杨祖陶选择北京大学哲学系继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9年。在这段时间里，杨祖陶这棵哲学领域的“新树”也慢慢生根发芽，他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学术论文《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参与翻译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部分内容，并积极探求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杨祖陶希望自己可以在学术大地上，通过研究和翻译将自己的根扎得越来越深。
1959年对于杨祖陶来说是需要铭记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他受命“植根”于武汉大学珞珈山这片新的土地之上，“从此再没有动过窝”。由于受“反右运动”的影响，当时担任武汉大学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职务的陈修斋先生被迫停止上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汉大学哲学系迫切地向北京大学讨要相关人才。当时，杨祖陶也刚刚经历完下放劳动锻炼，才返回北大不久，按他的话说：“还来不及拍去身上的泥土，就得到了领导要调我到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业已成家立业的杨祖陶并非没有迟疑。当时，妻子面临毕业，母亲年近古稀，女儿尚未周岁，这些确实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抛开这些个人家庭层面的问题，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导致了他的迟疑：第一，如此背景下去武大，是否是趁人之危？第二，没有西方哲学史教学经验的自己，是否能胜任教学？这两个疑问恰恰反映出杨祖陶一辈子极为重要的两个关照：为人和为学。他反思自己的哲学生涯时曾说，“我自认为我最大的特点在于为人与为学的一致性。”为人求其正，不干违心之事，为学求其真，不下妄断之言。当得知陈修斋先生亦是为人正直，心口一致之人，并获得北大哲学系郑昕、贺麟、洪谦、邓艾民等老师对自己为学上的肯定和叮嘱之后，国庆节后，杨祖陶便扶老母、携小女踏上了他接下来一辈子都不曾远离的那片土地。
1960年武汉大学哲学史教研室合影。（右起前排依次为杨祖陶祖、陈修斋、萧萐父、李德永；中排依次为凌墐芳、朱传棨、蔡起元、钟兴锦；后排依次为黄见德、唐明邦）
真心求才的陈修斋先生早已在武昌火车站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可用之材。待杨祖陶回校稍作安顿立即去会见陈修斋时，杨祖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听说是你来，我的心就放下来了！”杨祖陶每每提到这句话便不禁唏嘘，这种对自己为人和为学上的极度信赖和肯定，对于未到珞珈山之前还心存疑虑的杨祖陶来说，显得弥足珍贵！他曾回忆说，“这句无法估量其分量的话，像一股暖流在我的全身心里激荡，我的疑虑完全冰释了。”当然，这种同事之间的认可尚且不够。杨祖陶更为担心的是教学。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与老师在讲台上讲授的学问一定在他心中占据着至高的地位，要不然他当年也不会毅然选择要去纵然荒凉但却众星云集的西南联大。可以想象，之前毫无哲学史教学经验，却刚刚被任命为外国哲学史教学组长的杨祖陶，面对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后的第一届本科生，讲授第一节哲学史课程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番心情！好在有着深厚德国古典哲学底子的杨祖陶并没有让学生失望，热心的同事萧萐父在课后便立即向他祝贺说，“老杨，打响了，同学们很满意。”至此，这棵新来珞珈山的“树”适应了新的环境，可以安心生根发芽了。对此，杨祖陶曾回忆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我就下定决心，不赶浪潮，不赶时髦，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头栽下去，长期沉下去，默默奉献，辛勤耕耘，运用我发现和得到的方法论原则，去揭示和陈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去原原本本地研究和探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一个一个关键性的、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难题。”
二、珞珈山上成大树
杨祖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扎根珞珈山之后完成的。他初来珞珈山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当时的副校长何定华根据当年在延安苦度困难时期的经验，曾告诫广大师生要“少活动，多晒太阳”，“少活动”以减少能量消耗，“多晒太阳”以保持身体健康，这是多么无奈但管用的法子呀！当时杨祖陶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清苦，他每月粮食定量只有27斤，还主要是杂面粗粮，油只有几两，但这样的清苦并不意味着工作任务的减少，也不意味着他会放松自己的研究。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依然时常伏案到深夜。母亲心疼儿子，于是只得用小布条在锅上擦一点油，稍微和一点面水儿将些许萝卜丝儿（萝卜也是杨祖陶步行数十里在汉阳门码头从农民那里好不容易购买背回来的）粘连在一起，做成一顿萝卜丝儿“夜宵”，给儿子补充体力和营养。他的爱人肖静宁从北京来武汉，有时也会将在火车上购买的烧饼省下来，千里迢迢地揣给自己的心爱之人。对于这种生活上的困难，淡泊的杨祖陶并不在意，反而还怀有一点感激，因为正是这种困难刹住了盲目的“大跃进”，缓和了当时高涨的阶级斗争，迎来了贯彻“高教60条”的宽松环境，杨祖陶认为这在学术上，对于初上珞珈山的自己有着绝对重要的意义，他曾这样描述道，“仿佛是在经历惊涛骇浪的大海航行之后，驶入了风平浪静的港湾，骤然呼吸到了阵阵袭来的平和自由的空气。这对我来说可是无价之宝啊！”
生活的贫乏映照出内心的灿烂，正是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杨祖陶坚定了自己教学、研究和翻译相结合的学术之路，把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内在的逻辑进程作为自己长期的研究目标。就教学方面，在政治环境、生活困苦和武汉酷暑三重压力下，杨祖陶边教学，边编写教材，编写几页便送给印刷社印刷几页，到1962学年末，经过一个学年，学生们手里就有了一本四十万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有同学高举着这本讲义，兴奋地讲道，“这里面该有多少学问啊！”这句看似空泛的评价，实际上是学生用最朴素的语言向杨祖陶老师表达的最为深情和浓厚的敬意。其恩师郑昕、贺麟也都纷纷来信对杨祖陶的成果表示赞许，认为他所选择的学术之路艰难但大有出息。而这本讲义也就是之后于1993年出版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前身，这本书一出版便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黄枬森（1921-2013，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和人学学科开创者）曾认为“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著作，而是一个学者生命与智慧的结晶，无数次探索追求、弹精竭虑的成果，又为我国的哲学宝库增添了一大笔财富”。萧萐父（1924-2008，哲学史家，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曾撰文评论该书写道，“如此清晰、简明、一贯而义深刻地展示这一段哲学思维的内在线索和本质规律，这在国内同类著作中尚属首次。”郭齐勇（现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认为“在方法论上，本书从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上把握对象，而不致浮于表面枝节，从而使研究深化。这种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随后不久，台湾志一出版社便出版了该书的繁体版。
杨祖陶初到珞珈山的时期，还有一项成果不得不提。那就是为迎接1963年召开的首届哲学学会年会（李达任会长）而撰写的皇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这篇论文的其中一部分在会后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但第二部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一直未能发表。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杨祖陶应邀在西安参加西北五省联合召开的哲学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就此文的基本观点作了学术报告。谁知大家对这篇文章兴趣不减。会后，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当即邀请杨祖陶再去他们学校讲一次，而之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学院（现中南民族大学）、湖北大学等诸多学校纷纷邀请他就此主题讲演，许多人都把相关的报告听了几遍！一篇论文在几十年后依然观点凿凿、言之成理，依然能让广大师生兴趣浓浓、回味无穷，可见这篇被陈修斋先生冠以“哲学史研究力作”美誉的论文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而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实际上是杨祖陶自己撰写任何一篇论文、一部著作时所一直秉持的原则。
1972年武汉大学恢复哲学系建制以后，杨祖陶的学术事业迎来了第二个“高光时期”。哲学系恢复以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专业课的恢复和教材的建设。杨祖陶与自己教学上的老搭档陈修斋便开始思考编写两人共同教授的欧洲哲学史课程的教材，1977年这部“欧洲哲学史”（试用教材）终于完稿了，随后经过反复修改，1983年该书以题名《欧洲哲学史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版便成为许多院校以及人民日报社等单位的指定参考书。1987年出版的修订版更是成为“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西方哲学史家汪子嵩先生称赞该书是少见的“观点和材料达到相当丰满和协调的统一的作品”,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孙霄舫称之为欧洲哲学史方面的“经典巨著”。这本书可以算作是杨祖陶在教学工作上的又一代表性作品。
不仅有基于教学而来的成果，“避易就难”“自找苦吃”的杨祖陶在研究上也显示出其真才实学。比如，1988年在武汉召开的一场国际哲学学术讨论会上，杨祖陶提交了题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的论文。这篇论文获得了与会的国际学者的广泛认同。当时，法国哲学协会主席董特教授希望就杨祖陶在论文中提出的“作为目的性的主体性”问题再开一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德国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施米特教授也对杨祖陶所作的精深研究表示惊讶。瑞士卢采恩神学院哲学研究所格罗伊教授也表示“文章显示了作者重构其艰难的反思和论证过程的能力，正如他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发现的那样。”对于一个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中国学者来说，获得如此之多的欧洲学者同行的认可实属难得！对于康德的研究，杨祖陶也没有松懈，1983年发表的论文《康德范畴先验演绎构成初探》被他自己视作是“自找苦吃的程度在我学术研究中是登峰造极。”这篇文章原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上，之后《中国哲学年鉴1985》对该文作了详细的评介，而《外国哲学》也准备发表该文，杨祖陶立即去信说明自己并未投稿《外国哲学》并且文章已发表，要求《外国哲学》不要再刊发此文，但《外国哲学》照发不误，可见此文分量之足。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就视之为杨祖陶研究康德哲学的标志性成果。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长期讲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课程讲稿重新整理，与其弟子邓晓芒教授合作撰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邓晓芒之前曾多次提出要协助整理杨祖陶先生“毕生用力最多，研究最深”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讲稿，但杨祖陶一直没有答应，最后他同意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如能协助我（杨祖陶）整理《纯粹理性批判》的讲稿和编写《指要》的工作，他（邓晓芒）就可以认真学习和研读一遍《纯粹理性批判》，从而扩大和加深康德哲学研究的基础，这也不失为对他的一种培养。”由此可见，杨先生并非一味只顾自己的研究，他时刻把传薪火的任务放在心中，并且他提携后辈，甘为人梯，从不抹杀后学和协助者的劳动和付出，因此杨老师告知邓晓芒，对于这本书的编写，邓并不仅仅是协助整理者，而是合作撰写者。该书出版后多次再版可谓是对杨祖陶师生通力合作的成果的肯定，更是对这种薪火相传之学术精神的鼓励。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与全集”
1998年武汉大学在全国率先推行博士生导师退休制度，杨祖陶是首批退休的教授之一。但步入古稀之年的杨祖陶还是一身学术活力，这之后一段时期，尤其要提的就是他的翻译。早在1997年杨祖陶、邓晓芒就与辽宁教育出版社签订合同进行《康德读本》的选编，后来由于辽宁教育出版社相关丛书质量良莠不齐的原因，原出版计划耽搁了。所以杨祖陶就将该书稿送予人民出版社，后得到出版社认可，于2001年年底以《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为名出版。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学术界欢迎，许多学者呼吁二人乘胜追击，继续翻译，把“精粹”扩展为“全集”。二人最终响应了学界之迫切需要，历时七年，于2004年将《康德三大批判》全集中文译本呈现在世人面前，彼时杨祖陶已是77岁高龄。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举办了关于康德哲学及“三大批判”翻译学术座谈会，并于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首发仪式。之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诸多媒体都对此进行了相关报道。这种光辉的背后是杨祖陶“冬校三九、夏改三伏”辛苦劳作的结果，他曾这样描写自己的工作流程：“首先由邓晓芒用快捷的电脑操作提供一份约二三万字的初译样稿，我再对它进行逐字逐句的校阅修改，他再根据修改稿在电脑上订正；下一部分的初译稿又来了，如此周而复始，经过一二十个回合的轮替，才完成精粹四十万字的艰巨的工程！这种流水作业的方式是有效的，它一直沿用到日后扩大到三大批判的三个全译本翻译的全过程。”在如此辛苦工作七年之后，杨祖陶并没有休息，他立马投入到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翻译之中，仅就自我校阅过程中，他就又把全部译文誊写一遍，耗费稿纸900余张，圆珠笔30余支，装订手写译稿20余册。看着这些文字，他的爱人当即写了几句深情的话语，其中两句是“壮年梦想暮年圆，更喜斯人好健康。”的确，“好健康”是每个人对这样一位高龄学者最大的期望和祝福，但他自己之所以会不顾长期伏案导致的腰肌劳损等各种病症，去圆“壮年梦想”，其根本就在于他自己“为了学术自找苦吃、自我折腾的严谨和毅力，一往无前的使命感，一丝不苟的责任心。”可以说，这就是杨祖陶在以教学、研究和翻译三者结合为目标的学术之路越走越远，在珞珈山上不断成长为大树，堪为学术栋梁、学术标杆的“奥秘”所在。
三、大树苍劲发新芽
2010年，高龄的杨祖陶先生在出版其回忆性质的著作《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时，曾表示这是自己的封笔之作。但他失言了，这棵苍劲的大树再次迸发出了新芽，向我们展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
2010年春节杨祖陶先生于书房
2012年12月28日，杨祖陶为学界又献上了一道大餐。黑格尔的《耶拿逻辑》由年逾86岁高龄的杨祖陶先生首次译为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举行了盛大的首发仪式。时光倒流回两年前九月份的一个清晨，杨祖陶思虑良久，终于将自己想要翻译《耶拿逻辑》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爱人肖静宁，肖老师兴奋地同意了自己丈夫的决定，她写道：“听到杨工（肖静宁老师对杨祖陶老师的称呼）愿意出‘耶拿逻辑’译本，我从清晨的薄雾中看到一缕阳光。有学问、有人品的人应该尽可能作出自己的贡献，能够实现自己的学术归宿也是一种幸福。”但这并非一件易事：一是翻译之难。杨祖陶曾经的老师贺麟就曾叮嘱他说翻译《耶拿逻辑》有一定难度，而杨祖陶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也体会到了这一点，他甚至有时候会不禁朝爱人喊“我都要哭出来啦！”；二是，克服身体疾病之难。杨祖陶对此曾轻描淡写道“在译事的关键时刻我还住院做了‘白内障’手术，我的腰疾经常靠止痛片对付，在家中也是推着助行车而行。”此外，杨祖陶先生在翻译完正文后，还专门做了繁复的“索引”，并呼吁学界重视学术著作之索引，改变中文学术著作书后索引普遍缺失的状况。可见，杨祖陶是秉着何等的学术责任在做这件事的。其学生赵林（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曾撰文指出“该书的翻译出版可谓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它必将会引导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们重新思考黑格尔哲学形象的思想背景和文化根源，从而在经历了一段相对‘冷寂’的反思之后，把国内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2012年《耶拿逻辑》首译座谈会与诸学者合影（左起郭齐勇、朱传启、肖静宁、刘纲纪、杨祖陶、陶德麟、江畅）
在《耶拿逻辑》中译本的首发会上，杨祖陶再次表示这是自己的收官之作。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之后，他又完成了《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再版，编写了由他与爱人肖静宁（署名为萧静宁）共同署名的回忆性作品《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更惊人的是，89岁高龄的他又接受了人民出版社编审的邀约，撰写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导读作品。他说干就干，立即为此准备了40本稿纸和大把圆珠笔，并着手开始写作，直至他2017年元月病重之前，最终留下了10万余字的遗作（该书已由其学生舒远招教授整理，于2018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题名为《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这种顽强拼尽全力的生命力和一生不为名利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岂是一般人所能企及！
当然，这棵大树萌发的新芽并不单单指的是他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为一名教师，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比如：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湖南大学舒远招教授，湖北大学江畅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高新民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段德智教授、赵林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何卫平教授等等不胜枚举,他们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秉持老师的精神，默默地耕耘。除此之外，直接受惠于杨祖陶先生的学生更是不可计数，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至今仍保持着逐字逐句逐段精读康德“三大批判”文本的传统，而杨祖陶主导完成的译本必定会是他们明智的选择。谈起杨祖陶先生，他的学生们也会明确地点出杨老师在为人为学上对自己不可磨灭的影响和震动。邓安庆教授就曾感叹地说，“究竟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他这样的学者，无论世态炎凉，无论得意失意始终都挺直精神的脊梁，昂起高贵的头颅，活得那么纯粹，纯粹得就像康德的理性，不容任何世俗的污泥和任何任性的情感沾染其内心道德律的高尚和纯洁？”赵林教授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学术道路“基本上是以杨祖陶先生系统总结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以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和历史演进为主线，以西方近代宗教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史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江畅教授认为对于其弟子以及整个中国学术界应该大力弘扬杨祖陶展现的“杨祖陶精神”，即“立言传世，诲人不倦；崇敬学问，一丝不苟；著译相长，追本溯源；淡泊名利，不懈追求；人格高尚，一身正气。”
杨祖陶先生常常说自己是一生深挖一口井的心无旁骛之人，当然这只是他从自身的角度对自己的学术志趣，即一生专注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的一种评价。实际上，他也像一棵树。他深深地扎根于学术的土地之上，汲取着营养，同时又不断地向上成长、日益茁壮、迸发新芽。他默默耕耘于珞珈山上，却堪为栋梁，可供林荫，亦为标杆！杨祖陶先生于2017年1月22日远去，家人选择了“树葬”方式，将其安葬于墓区美丽的桂花树下。这在冥冥中映照了他的一生，他的根扎的很深很深，他的香飘得很远很远，珞珈山上来往的师者学子能够并且应该闻到这缕芬芳……
注：本文所引述的材料及照片主要来自《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杨祖陶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和《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杨祖陶萧静宁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
附录一：
简介
杨祖陶（1927-2017），1927年出生于四川省达县，1945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等名师，1950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59年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执教，曾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杨祖陶先生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教学、研究与翻译，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康德黑格尔研究专家，业内公认的著名翻译家。其主要著作有《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欧洲哲学史稿》（合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等。同时，他主导了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合作新译，参与翻译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而且还首译了黑格尔的重要著作《精神哲学》和《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为德国古典哲学走进中国学者的视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附录二：
主要论著
1. 黑格尔.1956.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杨祖陶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杨祖陶.1981.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论康德黑格尔哲学(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 陈修斋，杨祖陶．1983．欧洲哲学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4. 杨祖陶.1983.康德范畴先验演绎构成初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118-126.
5. 杨祖陶，陈世夫.1988.黑格尔哲学体系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62-71.
6. 杨祖陶.1988.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哲学研究，(7)：24-33.
7. 杨祖陶.1993.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8. 杨祖陶，邓晓芒.199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9. 杨祖陶.1998.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哲学研究，(3)：7-17.
10. 杨祖陶.2001.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1. 杨祖陶.2001．编译者导言//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北京：人民出版社.
12. 杨祖陶.2001．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哲学研究，(4)：27-32，80.
13. 康德.2002．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
14. 康德.2003．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
15. 康德.2004．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
16. 黑格尔.2006．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7. 杨祖陶.2010．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8. 杨祖陶.2011．黑格尔《耶拿逻辑》初探.哲学研究，(2)：66-70，128-129．
19. 黑格尔.2012．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 杨祖陶.2013．从《耶拿逻辑》到《逻辑科学》的飞跃.哲学动态，(8)：72-76.
21. 杨祖陶，萧静宁. 2016.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北京：人民出版社.
22. 杨祖陶，舒远招整理.2018.黑格尔《精神哲学》指要. 北京：人民出版社.
附录三：
杨祖陶先生谈为学与为人
（节选自杨祖陶先生生前撰写的学术自传，该传文收录于杨祖陶，萧静宁著：《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原载于汝信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8-591页。）
一、“必得其真，务求其新”的治学原则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求真”是第一位的，在求真的基础上“务新”，即力求在前人止步的地方有所前进、有所发现和创新。我认为“求真”与“务新”两者不可偏废，而应当统一起来，并无止境地从一个层次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是一个艰苦的、但也是一个愉悦的上下求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注重把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立足前沿，选题上避易就难，程序上埋头从基础做起，力求从第一手资料熔铸提炼出真知灼见。我的一篇篇学术论文都是一个重要的专项研究，短则万余字，长则三五万字，从来不是唾手可得的应景之作，而是呕心沥血、反复探索、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我认定，凡我拿出手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心得也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我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求真务新的第一步是开创了对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进程的研究，把它看作是理性哲学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30余年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真务新，认识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自身就包含有非理性主义（意志主义）的因素，把其发展看作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既对立又重合、交叉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引进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求真务新过程。1998年10月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上我力排众议，主张引进西方哲学不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是要人看到原原本本的西方哲学。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考，我认识到在此问题上必须把“实用”之“用”和西方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它固有的“作用”之“用”区分开。于是我在1999年的“新中国哲学50年学术研讨会”上大声疾呼：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进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源自古希腊哲学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典型高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潮中以个体独立和自由意志为核心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在以后的半年内，经过艰苦的反复探究，我修正了自己原先对于“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的看法，认识到这种精神同上述理论精神一样，也是源自古希腊哲学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它不同于“理论精神”之处仅在于它是人和人类历史行动的客观原则；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两种精神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批判地改造、继承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固有的两种根本的精神。这些观点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2001年写成和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一文。
1957年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一文，1993年我深感有必要再回到这个论题上来，写成和发表了《黑格尔哲学史观再认识》一文，在对这个重要问题的求真务新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此文不仅更加精当地把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核心归结为他所发现的、以“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史是这唯一哲学发展的历史”等4点内容所构成的“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更加广泛、深刻、集中地揭示了黑格尔这一发现的合理性和当代价值。这就是，它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过去哲学的本质联系，而且更在于它有助于正确地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应有的关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必须同时关注、承认、肯定和批判地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内容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史的研究者所应有的职责和任务。
二、坚持真理，敢说真话
在几十年的哲学生涯中，我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着我心中的目标进行着，我自认为我最大的特点在于为人与为学的一致性，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与信仰，从不趋炎附势、朝三暮四，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干违心的事。从学术上我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不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不趋时髦，不赶浪潮。我深深感到，坚持真理不易，讲出真理尤难，因为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准备承担可能的风险。一个真正的爱智者，应当努力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
古希腊没有所谓奴隶哲学，这对于学习过、更不用说研究过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在1971年，一些“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出于对“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误解，在我刚从养猪场匆匆走上讲台讲第一堂课后就立即贴出大字报对我没有讲“奴隶哲学”进行气势汹汹的非议，并提出“有奴隶哲学”的主张。他们的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哲学系领导、分校领导、珞珈山总校领导以及工、军宣队领导的支持并号召师生就此问题展开“大辩论”。这时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无奴隶哲学”。大辩论从襄阳分校一直进行到武汉大学总校。我不得不单枪匹马奔赴珞珈山总校小操场大会讲台，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和出面的学员、教师对手们，轮番展开激烈的辩论。我拒受校领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指示，顶住《光明日报》站在“有”的立场对这场所谓的大辩论所做整版报道的压力，始终坚持“无”。有意思的是，当时哲学系的教师几乎一边倒地赞同“有”，为“有”找论据，并为在辩论中如何取胜出谋划策。极个别教师虽然向我表示支持，但却绝口不言“无”。后来发展到居然有的外系教师提出不仅“奴隶有哲学”，奴隶还有政治经济学，甚至图书馆学，不一而足。鉴于此，校领导也就只好见好就收，不再就奴隶有无哲学继续辩论下去了。
也许在哲学、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些抽象的理论领域内坚持真理、说真话比较容易一些吧！其实不然，因为在这里往往会、甚至必然会和奉为圭臬的某些观点、提法、规定、信念等发生冲突因而也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例如，在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倡导必须引进西方哲学中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就要冒风险。
在《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一文中，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主体地位”及其本身的发展，只有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观点、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百家争鸣”中才能实现，这样提出问题就要不怕别人说这是在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造舆论或鸣锣开道。
三、淡泊名利，乐于默默无闻干实事
人们对我最深的印象是与世无争，淡泊名利。我是能够与同辈、晚辈合作共事的，因为我真正地不惜一切埋头干实事，超负荷承担艰辛，笨鸟先飞，笨鸟晚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夸浮躁、追名逐利的情况下我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学术阵地和学术节操，我求的是自己的心安。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淡泊名利，才能“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也只有淡泊名利，才会乐于默默无闻地干实事。在我的思想里，没有名利的空间，从而也从来没有过摆脱名缰利锁的挣扎，而只有干实事的愿望和冲动，干实事在我不仅是职责和任务，而且更是心灵获得愉悦和满足的源泉。没有人干实事，再好的设想、规划、蓝图和理想也只好是一纸空文，因此而受损失的就只能是学术和教育事业。干起实事来，我从无丝毫“吃亏”的感觉，甚至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近于“迂腐”，相反地，在我的脑海里倒是不时会浮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和坚定。
“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被推荐上大学。我响应系领导的做好教材建设的号召，着手进行《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编写工作，我先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写起，由于陈修斋在完成《人类理智新论》的翻译后，也投入这项工作，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一教材建设。系领导对此非常满意，当即决定铅印，由湖北省山区小县保康的小小印刷厂承担。我放下《精神哲学》的译事，从襄阳分校到保康印刷厂整整做了3个月的“小工”，帮助工人师傅辨认底稿上的字迹以便正确地拣铅字排版，排好一页又帮忙校对一页。这样的实干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难忘的一段经历。谁料到这部从山沟里飞出的讲义竟成了后来影响广泛深远的国家教委规划中的“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材”《欧洲哲学史稿》（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的前身和前奏。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对“文责自负”观念的淡薄，“史稿”后记没有写下编写章节的分工，更没有这段实干的鲜为人知的点滴了。
在主导合作从德文原版新译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7个寒暑里，我作为第一著作权人，全力地、默默地、夜以继日地埋头对在电脑上以日译3000字的速度接踵而来的100万字的初译稿进行精心的审视、重译、校改。本着对学术、对历史、对读者，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正如初译者在《判断力批判》中译者序中这样明明白白地叙述的：“翻译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电脑中译出一个初稿，打出样稿，然后由杨祖陶先生用铅笔仔细校订，我再根据校订过的样稿加以订正。由于电脑操作，省去了许多重复抄写的麻烦。但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用极细小的字体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的时间还多得多。这种认真的态度，在目前国内的翻译界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我的第二次订正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比我自己直接翻译还更加令人望而生畏。”我认为采取流水作业式的三段式(电脑初译－手工校改－电脑订正)的合作翻译过程，既保证了翻译的质量也保证了翻译的进度，是一件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创举，曾被学术界视为两代学人合作的典范。但为了扶持后学，我在署名上安排自己为校者，而安排合作者为单独的译者。我觉得，经过我这样的工作，有了质量保证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译本得以问世，学习者和研究者有了可信的新译本使用，这就足够令我的心灵愉悦和满足了。当时我没有如黄枬森先生在《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序中所说的那样考虑到，在这样的放弃署名的权利的同时也就放弃了我作为译者之一对这些译著、对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应负的责任。不仅如此，由于我执著于学术本身，完全没有注意到今日的学术环境已大为改变，反而为某些人提供了便利，在学术界制造了极大的紊乱，但我坚信，读书的人自然会明白，不读书的人管他干什么?
1959年我调来武汉大学，根据系领导的指示与安排，我负责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小组、教研室一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方向和特色。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主持教研室工作时一反这个传统的安排，建议和支持教研室以在国内占有一定优势的西欧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为中心和方向，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生，并举办这方面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以扩大影响、壮大声势、提高知名度。而我自己则宁愿坐冷板凳，一如既往地潜心研究我钟爱的德国古典哲学，重在探索的过程，一个一个问题地，长期沉下去、深入下去，直到自己认可，不急于出书，不忙于开会，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是我最大的乐趣。